被汶川地震改写了的中国政治
不知不觉，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了八年。最核心灾区里，数万亡魂依然停留在当年急忙开挖的集体墓穴之中，一层尸体一层石灰的骇人景象留在地下，被大地撕裂粉碎扭转的建筑停留在地上，萋萋的青草孤独地在风中起舞。
在凝聚了永恒悲情的区域之外，根据官方消息，今年有31个省市的100万人参与了地震预警演习，参与人数的记录再次被刷新。地震预警演习是汶川地震留下来的遗产之一，在雅安地震后被真正重视起来。当国家的意志贯彻到社会中去的时候，这个数字与生活本身产生了脱节。即便地震预警演习被扎扎实实地做了下去，在地震的实际应对中，这也不过是张悟本的绿豆，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个作用被极大地神化了。
地震就像萧何，最能创造这样的神话，也最善于推翻同样的神话。当危机没有迫在眉睫的时候，社会系统总会不自觉地陷入懒惰以及人性的侥幸心理之中，从而留下一些简单的神话自我安慰。2011年的日本福岛地震前，日本政府还得意地兜售该国核电站高安全性与耐强震性，在2004年新潟地震冲击下安然无恙。另一方面，核电运营方从控制成本的角度，并未全面提高核电站应对地震的能力，也没有重视设备老化的问题。随后，千年一遇的9级大地震来了，伴随史无前例的大海啸，加之冲击到了核电站，完全超出人们期望的最极端连环灾难接踵而至。日本人的自信，挡不住福岛地震带来的死亡。
和地震预警演习一样，日本的地震减灾工作可以称为世界领先。然而，日本卓越的减灾救灾工作背后，那些无辜丧生的个体生命，都是无法回避的痛，哪一个活生生的人甘愿成为伤亡率统计上的抽象数字。
相比福岛地震，汶川地震是一场更惨烈的灾难，甚至接近一场突发战争带来的破坏。一瞬间，建筑摧毁、人员伤亡、社会秩序破坏，极端状态下的人们，在短暂的惶恐过后，没有如同好莱坞电影中渲染的场景一样，进入人性泯灭只为保全自我的冲突性危机之中，反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特大地震下独有的景象。距离2008年最近的一次大型自然灾害中，只有1998年大洪水的破坏力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不同于地震的是，洪水到来的时间和强度便于预测，灾害和损失可以提前评估，救灾应对工作也要相对简单很多，提前确保堤防的稳固，或者保障受灾区域的物资供给。面对大洪水，政府有着充足的时间组织动员社会，调配资源应对困难，有条不紊地把握媒体发布的信息，从而将一切救灾行为都垄断在政府体系之下。
在媒体的推动下，应对洪水的经验，强化了全社会对抗自然灾害的乐观情绪。在大众的理解看来，自然灾害不过是纸老虎，只要国家下定决心全力动员，就没有无法战胜的困难。国民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伴随着这场洪水而闻名豆腐渣工程一词，作为国务院总理在媒体上公开痛斥过的对象，也应该很容易消除。
然而，在2008年5月12日那天，瞬间释放了所有破坏力的特大地震，没有留给社会任何从容动员应对的机会，直接留下满目疮痍的大地。尚不足够富裕的社会和未落实的防震标准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只有政府有组织能力的社会结构，在这场空前的自然灾害面前系统性崩塌，政府、教育、医疗、公共安全几乎不复存在。破碎的山河下，原本维持社会运转和控制社会的群体，被大自然剥光放回到原点，所有人回归到散沙状态，为了维系基本的生存而努力。
地方宣传系统还在为生存自救的时候，让人猝不及防的媒体记者，已经全面进入。前方的悲惨和混乱，通过媒体传出，震惊了中国梦下的国民。当同样震惊的国际社会表示关注时，中国对国际社会展示开放形象的问题急需得到回应。在这样特殊条件下，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成为全社会的最高共识。
既有的社会阶层与权力体系被无意中打碎，外部的压力就摆在眼前，大地震意外带来了一场社会革命，将地震灾区变成1949年以后中国境内史无前例的一块乌托邦。在这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只要是为了帮助灾民，社会力量的参与遇到最小的阻力，不同社会力量的联合无比自然。1949年以来，境外专业救援队伍首次进入中国展开工作，本土民间志愿者大规模登场，甚至还出现了政府和民间合作救灾的创新试验。
不意外的是，随着地震区域社会秩序的快速恢复，政府部门开始回归正常运转，继续恢复常态，接管社会。
汶川地震带来的这样一场短暂的社会重建试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态度，只要民间组织认可自然灾害作为外在的自然灾害为前提，配合政府参与救助工作，可以极大地补充政府工作的不足。在民间的角度，参与救灾成为释放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完美窗口。在双方的需求与矛盾之下，汶川之后的每一场地震，都变成一次狂欢嘉年华，满大街游走的志愿者，和不同团体的工作帐篷，成为难得一见的景象。
然而，大众参与地震救灾热闹的背后，又是大众对灾难社会性的自发回避。出于各种原因，自然灾害被天然地锁定在自然现象引起的对常态社会的冲击，参与工作的团体往往刻意地回避灾难本身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一部分。也正因为此，全社会对地震的救援总是停留在救人和送物资最热闹的那段时间，至于地震持续造成灾害的社会性和内源性原因，难有正面的应对。为此，每一次的地震都变成热烈的救灾，每一次的救灾都带来无比的感动，不知不觉之间，八年过去了。
汶川地震后的第八年，针对国内民间组织的《慈善法》，针对境外民间组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法》，针对民间志愿者的《志愿者服务条例》，三部法律法规正在相继出台。
得益于汶川地震而快速成长的民间组织，依旧小心翼翼地绕开灾难的社会性根源。而国家在积极地改造社会，以法律的形式将民间的活动纳入社会系统的管理之中。如果用这三部法律对照汶川地震期间，当时基于灾区的需求自然展开的诸多民间活动大多要遇到巨大挑战。民间自发的募款违法了，境外组织的活动需要先行报备批准，志愿者的参与有了更正规的流程，所有的活动都将更精确地在政府的管理之下进行。
在汶川地震过去八年以后，国家有了更大的意愿全面管理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当没有遭遇到大型地震灾害检验的时候，国家对社会的接管看不出好坏。
这种模式好不好，只能看最终的结果。如同地震预警演习一样，国家能推动一百万人参加无所谓好或者坏。万一地震来临的时候，他们都能从合格的大楼里顺利逃生，这才是真的好。
·END·
大家 ∣ 思想流经之地
英文ID：ipress
洞见 · 价值 · 美感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ipress@foxmail.com